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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云游族:澳洲另类养老模式的兴起

发布日期:2016-01-19 浏览次数:1814次
  一
 
  作为主角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右下角一条豆腐块新闻里的老尼克(Old Nick),真名是列昂尼德・古列维奇・库利科夫斯基(Leonid GurevichKulikovsky)。
 
  从这个名字,大致可以猜出其人的俄罗斯血统。但这个今年9月27日在澳大利亚北领地凯瑟琳镇(Katherine)一座房车营地里的大树下悄然去世、遗体在当地医院的太平间中足足停了两个多月后才被查明身份的老头儿,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俄国移民。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奶奶:奥丽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公(Grand Duchess Olga Alexandrovna),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最小的女儿,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妹妹。 
 
  为了这,生前默默无闻、只有一条狗做伴的老尼克,有了个冠盖云集的葬礼,还上了新闻。报道里说,列席老尼克葬礼的有北领地政府多元文化部的官员、特意从堪培拉赶去的俄罗斯大使馆三秘,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正教会的大司铎迈克尔・普罗托波波夫(Michael Protopopov)。普罗托波波夫发表讲话表示,对于一个拥有高贵皇族血脉的人而言,居然最终孤独地死在一个异国小镇,实在是个悲剧。 
 
 
  如果不是因为对事件发生地――凯瑟琳镇――有所了解,我几乎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略显老套的悲剧叙事。甚至于,如果我不是出身平凡,祖辈里没什么好拎出来炫耀的名人,搞不好,还会因此发上一番兔死狐悲的感慨,然后就此掀篇儿。 
 
  可惜,和老尼克一样在成年之后为了追求“草木常青的田园风光”移民澳大利亚的我,对凯瑟琳镇偏偏有那么一点点基于向往的相熟。而这便决定了我无法轻而易举地接受报纸上的简单答案。不期而至的死亡,当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对个体而言,是不是悲剧,恐怕不能仅仅以终点来衡量,还要去考察抵达终点前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在每一个岔口前的个人选择自由。老尼克之死真的是一场悲剧吗?至少在我看来,未必。 
 
  
 
  凯瑟琳镇位于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东南300多公里,以贯穿城市的凯瑟琳河而得名。我对它的了解,源自某个冬日早晨在信箱里发现的一本旅游小册子,照片里,有熔金般的落日映于蜿蜒峡谷的砂岩峭壁,白练般的垂瀑注入翡翠色的深潭,三两白发老者在棕榈荫蔽下的天然温泉怡然畅游,划着独木舟的一家人与温和无害的淡水鳄含笑相嬉…… 
 
 
  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大利亚南部几个大城市湿冷多雨的冬季,但在南回归线以北的达尔文和凯瑟琳,却是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一段时间。于是,自打看了那本小册子,我便开始在脑海中不停筹划一场未来时的旅行:坐上传奇的“大汗号”(The Ghan)列车一路经爱丽斯泉到达尔文,然后在达尔文租辆房车,开到凯瑟琳镇宿上一段时间的营,好好地在土著语中被称为“蝉梦之地”的尼特米卢克国家公园(Nitmiluk National Park)对着伊迪斯瀑布做几天逍遥梦,玩够了再慢慢地沿着纵贯澳大利亚大陆的87号高速公路开回家。 
 
  一个对我这种拖家带口的哀乐中年都如此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案,可以想见在退休后拥有大把时间的澳大利亚老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细查终年72岁的老尼克的生平――1943年生于丹麦,离最后一任沙皇退位已有26年;24岁时决定独自移民到澳大利亚,不曾结婚生子,与亲戚也很少联系;在悉尼水务公司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从未跟同事和朋友谈起自己的俄国皇室背景;7年前退休后买了辆Winnebago牌子的房车,带着自己的爱犬开始了周游澳大利亚的生活――与新闻中强调的遥远甚至是略带牵强的皇族纽带相比,老尼克更像是最近十年来在澳大利亚蓬勃兴起的“银发云游族”(The Grey Nomads)中的典型一员。 
 
 
  在澳大利亚,“银发云游族”指的是55岁以上、长时间驾驶旅行房车进行境内旅行的人。
 
  这一人群与美国和加拿大的“雪候鸟族”(Snowbird)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队伍却更加庞大。根据詹姆斯库克大学研究者科瑞兰德(Cridland, S.)2008年的分析预测,澳大利亚人口中约有2%(45万人左右)符合“银发云游族”的定义。而澳大利亚旅游业研究协会(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仅在2011年,55岁到70岁之间的澳大利亚老人便借助房车、帐篷和郊外木屋等旅游交通住宿方式,完成了260万次国内旅行,比上一年增加了12%,比2000年时提升了90%。
 
  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分析机构IBISWorld甚至因此做出乐观预测,澳大利亚休闲式房车未来的年增长率将超过3%,到2016~2017年度市值有望超过26亿澳元。 
 
 
  在科廷科技大学的社会学者阿曼达・戴维斯(Amanda Davies)看来,“银发云游族”兴起的意义在于,它是对老年生活狭隘和负面理解的一个挑战。当我们在讨论老龄化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生活在今天的花甲老人,无论是自身健康、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以及所面对的社会包容程度,是否与30年前的六旬老者相同?而30年后将七老八十的我们,基于以往和当前老年人生活状态而做出的预判,又是否会因为偏见而谬之千里? 
 
  戴维斯跟踪调查了西澳西北地区的“银发云游族”后发现,这些开着房车四处云游的老人事实上在经济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年龄、收入、健康情况和流动性等变量上差异巨大,很难一以概之。但表面的潇洒不羁背后,却是权衡自身情况和福利制度规定的各种利弊后,做出的兼顾感性与理性、殊途同归的选择。 
 
  按照戴维斯的分析,像老尼克这样早年移民澳大利亚、退休前生活在大城市、单身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其实是最能从云游生活中获益的一群人:购买房车的费用可以使储蓄账户中的现金保持较低水平,从而有资格享受较高额度的养老金和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和高额医药费报销;候鸟式的迁徙回避了高温酷暑和阴雨寒冬,在水电燃气费用高昂、占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很大一部分的澳大利亚不失为节流的好办法;旅游容易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许多在大城市中孤独寂寞的老人反而能够在路上和房车营地中找到倾诉的对象;此外,由于边远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而竞争者较少,健康状况良好的银发云游族们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往往更能得到本地雇主的赏识,从而形成一种在大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社区归属感……   
 
  当然,个人自由从来都离不了制度的保障。显而易见的,是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支付体系和致力于抹平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社会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由长老会牧师约翰・弗林(John Flynn)创立于1928年的皇家飞行医生服务(Royal FlyingDoctor Service)。这一面向边远地区居民的远程医疗体系,将飞行、医疗和通讯技术结合起来,承诺为覆盖面积达713万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民众提供无远弗届的基本医疗服务和24小时急救服务。
 
  我亲眼见过,一个在近千公里外偏远牧场工作的工人,突发脑卒中后几个小时内,就被飞机送到本地最先进的脑外科中心完成了手术,而术后的相关康复也在社工干预下有序进行。由于飞行医生在机上的及时处置,病人脑功能受损程度降到了最低,预后好得出人意料,很快便又回归当地社区生活。虽然皇家飞行医生服务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农庄、牧场和矿区的工人,但它无疑也是银发云游族们勇于拥抱“在路上”式晚年生活的一颗定心丸。 
 
 
  根据新闻里的零碎信息,我能依稀窥测到作为银发云游族的老尼克生命最后几年的轨迹。头两年,他开着房车跑了不少地方,然后在5年前来到凯瑟琳镇上的北岸房车营地(North Bank Caravan Park),住了下来。据营地主人彼得・拜尔斯(Peter Byers)说,原因是老尼克的房车坏了,但或许,他不过是累了。 
 
  他每天早上会牵着狗走上个7公里――是沿着凯瑟琳河边绿树成荫的小径,还是过了桥直奔镇上颇受好评的咖啡馆和甜品坊?据说他爱看书,尤其是和维京海盗历史相关的著作,那么1000多米外的公共图书馆,可是他常去之地?每天下午3点钟,这个众人眼中低调和气的老头儿经常会加入房车营地例行的下午茶,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友们聊天。他带去的饼干零食,可是来自图书馆对面、全澳连锁的大超市沃尔沃斯?一个叫布伦丹・希勒(Brendan Hiller)的当地人回忆说,某次聊天时,他随口问起老尼克,库利科夫斯基这个姓是不是和俄国沙皇一家有什么关系。老尼克点了点头。希勒于是说:“那你家里当年还挺有名的吧?”老尼克笑了,说:“可不是么。”这次对话后,他可曾想过到10分钟步行距离外的邮局,给远在丹麦和加拿大的家人寄张明信片?
 
  澳大利亚俄罗斯正教会的大司铎普罗托波波夫在俄罗斯皇家后裔库利科夫斯基的葬礼上发表讲话:
 
  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9月27日的那个早晨,一向身体健康的老尼克,因为感受到来自心脏部位的突然疼痛而坐在大树下稍事休息时,他在想些什么。在他临终前的记忆回放中,是否闪现过小时候从奶奶那里听来的故事?1918年7月16日的深夜,他的身为末代沙皇的舅公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与仆人一道,被拖入阴森恐怖的地下室枪杀,死后的尸体还被泼上强酸和汽油加以焚烧,以毁灭证据。 
 
  与那个惨烈的皇族故事相比,或许,他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一生,也还是个不错的收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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