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医疗保健需求是我国未来社会开支的最大挑战，这也是政府需要增加税收的基本原因。不过，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强调，就算增税也须抑制医疗成本，这不仅意味须在共同支付的个人、医疗保险和政府之间保持平衡，受津贴的主要民众也仍应是贫困社群。

此外，新加坡须要持续推进医疗改革和创新，以维持低的医疗通胀。尚达曼不久前接受《海峡时报》专访阐述上述观点时强调，我国不应步其他国家的后尘，“陷入一般人税负重的局面”。

根据尚达曼新闻秘书提供的访谈录，他说：“每个人首先应意识到，即便医院分文不取，世界上也没有免费医疗保健这回事。特别是欧洲或英国的医院不收费或接近免费，但是个人其实已透过赋税和所购买的保险，支付了费用。”

例如，法国和德国的雇主和雇员为医疗保健缴付至少15％的薪金税。“它们也累积了债务，这会反映在日后而非当前的税务上。透过提高负债来延后处理问题，而不是增税来资助政府的额外开支，日后的税就会更高。”

随着我国婴儿潮世代步入老年，人口的组成将出现戏剧性转变。目前，每八个新加坡人中，有一人年满65岁；到了2030年，四分之一国人至少65岁。目前，有45万人属于建国一代；未来20年，超过65岁的人将达100万。

新加坡主要通过三个管道支付医疗费用：个人自掏腰包或动用公积金保健储蓄，也就是个人自觉地为医疗买单；个人透过购买保险预付医药费，也就是汇集资源，让生病的人可从中支出更多款项；以及政府通过税收买单。

尚达曼说：“保持正确的平衡非常重要。如果过度依赖人民自付费用，那不公平，贫困者会受冲击。如果太依赖保险，使保险不像终身健保那样只用来支付高额住院费，而是覆盖更广，那就会导致医生开药过多，或制度被滥用的问题。”

政府永远不能百分百买单

他说，自终身健保推出后，政府和保险都支付了更多医疗费。政府目前承担70％的成本，包括建造医疗设施和提供病人津贴。“政府买单的部分永远不能是100％，我们必须维持个人共同支付、家庭提供援助的制度，公民也要透过保险承担集体责任。”

尚达曼说，让不论贫富都可享有免费医疗保健，这固然非常富于“情感和政治吸引力”，但是随着社会老龄化，严重问题将浮现。他因此认为，收入较低群体应是津贴的主要受众，同时让中等收入群体有足够援助。

问及政府的开支占比应是多少才算理想，尚达曼说没有具体的数字。他说：“不要以为政府支付更多，个人的负担就会减少。事实上，如果政府支付更多，人民就得透过更高税负承担更高的费用。在大多数传统欧洲福利国家，须缴付极高税的是一般人。以我国的情况来说，就意味着更高的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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