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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派出350辆巴士 多数乘客反映告示清楚乘搭

发布日期:2021-06-16 浏览次数:3336次

四家公共巴士业者派出多达350辆巴士,在东西与南北线19个地铁站昨天(12月10日)全天停止列车服务的时候,为受影响乘客提供接驳巴士服务。

尽管部分乘客事先不知道地铁停止服务,但大多数人反映地铁站内外贴上的告示牌简单易懂,工作人员也发出清楚的指示,协助乘客轻易乘搭接驳巴士。

SMRT提供四条接驳巴士路线,分别往返欧南园站与裕廊东站、裕廊东站与裕群站、裕群站与大士连路站,以及裕廊东站与蔡厝港站。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尽管部分地铁站外排起长长人龙,但高峰时段大约每三分钟就有一趟接驳巴士,排队等候时间并不长。

销售经理孙馨仪(32岁)昨天原本有意从植物园站搭环线地铁到波纳维斯达站,再改搭东西线到文礼站与家人吃午餐,却在抵达波纳维斯达站后才发现南北线地铁停止服务。

她说:“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周围有不少告示牌,工作人员也耐心地指引我该到哪个出口乘搭接驳巴士,没有太多不便。”

退休人士陈美珠(70岁)一般周末从文礼站搭地铁到裕廊东站只需20分钟,昨天改搭巴士则花了多一倍的时间。她说:“相信乘客多少会觉得有些麻烦,我也感到有点无奈,不过幸好这项安排只是暂时的。”

SMRT巴士营运支援与资源管理总监倪政权受访时指出,过去两天的交通情况良好,当局有信心派出的接驳巴士足以应付受影响的乘客。“不过巴士的乘车时间肯定比不上地铁,我们希望乘客能够理解,提早做好交通安排。”
 

  非仅中华文明史,统治政权及其行使权力的政府机构,就一直处在两极间震荡,即一方面寻求自身近乎无限地行使权力,另外一极即完全的无政府主义。
 
  就东方文明而言,尤其是在西方知识界看来,早自古希腊时代就已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而东方专制集权的二元划分。到了孟德斯鸠直至黑格尔等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眼中,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机制、原理与后果都受到了深刻的批判。
 
  这种特定语境并带有相当大而化之的倾向,甚至有点文化偏见的论证法,到了著名美国德裔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那里几乎达到顶点。由于他早年思想左倾,后因见苏联与纳粹签订合约瓜分波兰从而有所反思,因此完成了饱受争议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一书,试图以治水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缘由。当然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历史分析法本身有问题,就细节上,它也遇到了学界大量反对的声音。
 
  然而无可否认,中华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上的大一统概念与悠久的中央集权史。因此无论从中央还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思维定式,都形成了热衷维护王权统一,反对分权自治的模式。这与西方自古希腊开始的对于集权的警惕相映成趣。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将一切政体分为议事、行政与立法机构;这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正式系统提出的三权分立当然有别,但其精神无疑肇始于此。也正因为这种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的权力革命,欧洲的王权就近一步被削弱,个人与地方权力则相应获得了提升。
 
  除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个人间,央地间的权力分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说到底无论是何种层级的政府机构,其建立与运转终究要以促进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为旨归。并且政府行使公权时,一定要清楚:社会、市场乃至私人领域之中,都应该有相对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空间,前者应该是后者的终极服务对象,而非异化或者物化为异己的终极权力机器。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并适时调整其权力的划分就成了关键。
 
  然而,在总体三权分立的大原则下,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各具特色。如英国因其最高行政长官——首相并非是直选产生,而是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因此其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就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融合,而其中央对地方也有更多实质性的控制。美国则是由总统、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共同拥有两到三种权力,形成一种共权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与地方关系上,则联邦与各州之间并非绝对统属,后者比起英国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无论哪种形式,其核心还在于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一个机构乃至个人身上。这非仅是人们对于官治能力本身局限性的警惕,更在于政治集权本身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这种局限与风险是险而易见的。首先人本身即有缺陷,再伟大之人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清醒正确。所以我们可以指望某位集权的明君来使国家获得昌盛,及其犯错或年老昏聩之时,帝国的命运也就会从此变更。这也正是任期制而非终身制,权力制衡而集权的意义所在。再就央地的权力划分来看,一个完全支配性的央地关系,上级决策,下级执行,也就剥夺了下级政府的主动性与创新能力。
 
  即使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虽曾经历了一段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但却一直在经历反复。这正如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也一直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而今日北京人口的恶性集中,也还是与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关。权力会引来资源,所以北京就垄断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医疗乃至其他资源,也带来了巨量人口,拥堵、雾霾与众多与之相应的社会积弊。
 
  自上而下的高度权力集中确实可以办大事,尤其是在国家危难或困难之时,但也隐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过的“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解决好交班问题”,“我们在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这些金玉良言,我想永远都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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