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政府以“301调查”为由头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再到中国政府予以重拳反击，“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中美在贸易谈判前互持筹码、互亮肌肉的需要，而美国对中国真正的核心诉求集中在强制技术转让等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市场准入、对美农业进口开放等领域。考虑到全面贸易战并非中国占优策略，特朗普加征关税在党内孤立无援，预计本次中美谈判能够在基于缩减贸易逆差取得一定进展，短期要价并不高。但鉴于美国政府的核心诉求涉及在美方看来的显性隐性贸易壁垒的实质消除以及产业政策等更为宽泛的领域，中长期要价并不低，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具体观点如下：
美国政府的核心诉求有哪些？政府层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2018年度国别贸易壁垒评估报告》列举了美国政府认为的中国存在的破坏公平贸易或违反WTO规则的主要贸易壁垒，涉及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农业、政策透明度、法律框架7大类47小类。智库层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提出美国需要中国的贸易协议而不是“救济”的观点，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领域设置更加严格的规则。布鲁金斯学会则为美国政府建言献策，要求中国在农产品进口、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减少产能过剩和服务业开放上给予更加明确的承诺和政策。
基于USTR和美国核心智库的表述，美国的诉求时呈现如下五个特点：
（1）美国对实现手段和工具的关注程度大于对政策本身。例如，USTR和美国智库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时，更多担忧的是中国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采用推进高科技企业的海外收购、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公平手段，以及资源的过度投入可能带来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USTR对中国“本土创新”的核心要求在于取消其与政府采购偏好的挂钩。
（2）要求贸易谈判结果更加可量化、可执行和有准确时间限制。USTR主观认为中国在承诺放开银行股比重要部分的表述比较模糊。布鲁金斯学会也强调中国削减过剩产能的承诺应是可量化的、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可执行的、服务领域开放是有明确截止日期的。
（3）部分法律条文的明文禁止或限制外商是贸易壁垒的主要表现。例如，USTR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对35个行业的外商限制投资、28个行业禁止投资，是明显的贸易壁垒；例如《网络安全法》对“安全可控”的明确规定，可能阻止外商信息和通信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发展。
（4）非法律明文规定的隐性壁垒也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例如，USTR认为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在国内申请分支机构审批时存在拖延；主观认为中国政府在审批过程中存在要求海外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的要求。
（5）美国政府关注承诺和政策的及时、有效落地。USTR认为中国此前在电子支付领域准入、增值税退税制度改革等领域没有完全、及时有效地兑现承诺。因此，美国政府目前对于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承诺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美国政府核心诉求是：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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